【人文】辛亥革命成因：新政治集团为利益诉求无可阻挡

核心提示：新的政治集团一旦形成，利益诉求，无可阻挡。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在立宪的倡导者张謇（此时为江苏咨议局议长）的策动之下，进行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并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请愿的结果，朝廷下诏，将立宪筹备期由9年缩短到6年……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打响第一枪，那个历史时刻，最紧张最仓皇失措的，恐怕是黎元洪。这是一出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悲喜剧。黎元洪之惧，倒并非他的生命有危险，而是起义新军，四处寻找他，要拥戴他做首领——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革命军鄂军都督。这个让他害怕。

重看那段历史，黎元洪后来虽贵为民国总统，但还诚实，并不讳言自己的恐惧。在一封写给清朝海军提督的信中，他自述出任都督经过：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统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如此情状，既真实也狼狈。非革命派出任革命军的首领，革命派的同盟会成员当然心有恨意。后来被称为辛亥元勋的居正记录这一时刻，又增添了更能形容黎元洪窘状的细节：“黎元洪见事急，匿屋中床下，党人搜查得之……”有此恨意，只因黎元洪所得，即同盟会所失。其中，最为后悔者，则是宋教仁。吴相湘先生所著《宋教仁传》论：“武汉情势既已展开，宋氏不及赶赴事机，引为终生大憾。”

这一历史的细节，并非只是黎氏的八卦。历史跌宕起伏，从同盟会角度看，这一拥黎之举，已使历史面目大变，而原本同盟会是可以名正言顺领导这场起义的。

失去的机会

辛亥年之夏，四川保路运动风波骤起，湖北其时也风声鹤唳，社会盛传：“八月十五（阳历10月6日）杀鞑子。”这种传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当时湖北的革命派文学社与共进会商议合作，决定派人赴香港与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来鄂主持起义，并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刘公与孙武分任军政府总理与参谋长。居正，即为当年去上海邀约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的关键人物。

得到居正的信息，宋教仁与谭人凤颇为兴奋，决定不等在香港的黄兴回来，即赴武汉主事。很意外，谭人凤忽然染病入院，不及出行。随后又有意外，宋教仁的好友胡瑛，当时虽被捕在湖北狱中，也秘密派来一学生找宋教仁，《宋教仁传》记：“痛哭流涕极言湖北不能发难。”这是一桩疑案。胡瑛是坚定的革命派，他的“不能发难”真正的理由，难以认定。

从读史者后来能够占有足够的材料看，这个时机，还真是天赐良机。历史学家郭廷以统计当年湖北：“新军有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约共1.7万人，加入文学社、共进会（革命团体）及已有联络的约6000人。1911年8月、9月间，为镇压四川争路风潮，新军被调入川，及分防宜昌、襄阳、岳州的近9000人，留守武汉的约8000人，其中约半数与革命党保持联系，就比例上说，情势有利革命党。”

宋教仁与胡瑛是患难之交，他更相信胡瑛。他犹豫了。

于是，宋教仁先是决定等黄兴到来后，再一并同行；10月3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催促宋教仁速往武汉，宋同意6天后起程；结果，之后，宋教仁又以于右任不在上海，《民立报》无人主持为理由，拒绝启行。再三延宕，机会一失再失。

对此极为不忿的是谭人凤，10月8日他带着各种药物出院，离沪赴鄂。这位年纪已经51岁，远远大于宋教仁的革命前辈临行之言：“此行专为维持团体信用起见，资望才能皆不及宋（教仁），仍乞宋君速装继来。”谭人凤尚在途中，武昌起义已经爆发。

平情而论，武昌起义比较仓促，计划一变再变，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稍早一些时候，蒋翊武被调入进川部队离鄂；起义前一天，孙武因为制造炸弹失慎引发爆炸而受伤。与孙武共造炸弹的刘公，在派人送孙去医院后，也迅速躲藏起来。其妻子与弟弟，都被逮捕——历史学家李剑农据此解释，这是胡瑛劝说宋教仁湖北“不能发难”的理由。但是，蒋翊武确实离开了湖北，但孙武受伤却是在起义前一天，亦即在胡瑛密使劝阻之后。所以，据此而论，胡瑛的理由未必明确在此。信息不对称，或许是解释这一变故最合适也难确凿的理由。

黄兴与宋教仁之于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历史学者迟云飞在其所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里提供的一个解释是：“武汉的起义准备渐趋成熟……但是在起义最高领导人问题上却难以确定。因为不仅孙武、蒋翊武和刘公三人地位声望相当，而且他们的才干也不适合出任最高领导人。”——这是邀请黄兴、宋教仁的原因。而同时，谭人凤的观察是：“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理。”这是更重要的原因。但是，机会还是失去了。

10月10日，武汉起义爆发。寻找此次“革命”的领导人，遂成关键。蒋翊武离鄂去川、孙武受伤、刘公“失踪”，而黄兴与宋教仁，包括谭人凤都未抵达武汉。一个又一个的环节错失后，黎元洪获得了机会。虽然他甚至躲在床下，不乐意接受这个首领之位。

从同盟会以及革命事业的角度，这当然令人扼腕。谭人凤后来评论：“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教仁）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

事处历史巨变时刻的当事人，其进退稍有失措，即使历史跌宕。那个历史现场，以及谭人凤的愤怒，后世读史人当然可以感同身受。只是，历史现场还有另外的信息不容遮蔽，武昌起义事发，湖广总督瑞澂与第八镇统制张彪随即逃亡，放弃抵抗，革命军于是有了意想不到的顺利。所以孙中山先生评论：“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抽身离开同盟会视野里的历史现场，孙中山所言当然客观。

只是，孙中山先生自1894年致力于革命，并选择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无数先烈无数牺牲，最后一击，却于偶然间失去领导权，难免遗憾。

100年后，再来回望那段历史，公允而论，历史逻辑已然昭著：清朝之倾覆，各种政治力量合作促成而已。任何单向度的逻辑解释，都将失之武断。这段历史，足可供后人再三思考讨论的是清亡之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以及经验与教训。显然，“民主政治”这一开创性制度及其演化，所有讨论，则必须回到历史现场。非此，一切徒为空论。

失败的立宪，以及新的政治力量

湖北新军起义发难，总督逃亡，然后，辛亥革命成功。历史果真如此简明？当然不是。武昌起义，史称“首义”，即“率先举义”，它的结果得等到4个月后清帝逊位，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终结，才宣告成功。

这是一个既推翻旧王朝，又建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时刻。所谓“民主政治”的肇始，即在这一时刻。细究这一历史时期，其方法论当是厘清各种政治力量，并研究他们的运作与互动。舍此，无可理解庞大的王朝何以顷刻间颠覆，也无法明白“民主政治”之艰难。

回到武昌首义的那个历史现场，真问题便是：谁能帮助革命军稳定战争状况下的社会格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

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回到清末“立宪”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立宪派。

一般史论，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促使清朝取“立宪”制度的关键。梁启超论日本之胜“君主立宪为救国强国特效药”，此论迅速而广泛流行。但是，如慈禧般强人，放权，在她的人生里，何曾有过？所以，她为什么会决定放权“立宪”，当是疑问。历史学家郭廷以的解释极具洞见：“迫使清内外当局不得不走向立宪法道路的最大原因，为不断增高的排满空气。满、汉的不睦，至维新运动而愈彰著。主张维新的尽为汉人，反对的多为旗人。政变后遭诛戮惩处的全为汉人，以满排汉之说，一时极盛。”由此而观，“立宪”选择，其动机实为缓和民族矛盾。此际，民族矛盾已臻极点，“立宪”制度不过为缓和与补救而已。循此而言，真正有洞见者实为能窥破民族矛盾的慈禧。可惜，爱新觉罗氏后人不肖，最后不仅未能缓和，反而激化民族矛盾，并断送大清江山。

1908年，慈禧辞世。有罕见控制力的控制者消失了。在离世前，慈禧的清廷发布了“宪法大纲”，并规定在宪法生效以前有9年预备期。时间，还来得及吗？

慈禧离世并没有中止“立宪”运动的运行。1909年开始选举“咨议局”，次年选举“资政院”——“在正式议会尚未成立之前，以咨议局及资政院作为人民练习议政的场所，是一种临时议会的性质。”若取“民主政治”来观察现代化的中国演进，这是重要环节，毕竟，票选议员的经验，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简而言之，这次选举是一种复选方式，即先由选民选出若干候选人，再由候选人互选而产生定额议员。比如，陕西的议员定额为66人，初选时选出10倍于此数的候选人660人，再由这660人互选出66名议员。当然，初选，也有省份定5倍于定额候选人的。这是各省咨议局的选举。而资政院200人的选举，则一半由咨议局选出，这是民选；另一半由皇帝指派，这算钦选。如今，更为认真记录的材料已经泯然。历史学家张朋园，查访各地方志，搜索集纳，统计这一选举：如果用人口总数来与之比较，便发现当年享有选举权利者之百分比为0.39%，也即1000人中仅有4人获有选举权，出人意料地低。

即使如此，这一过程也在清朝内部产生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后来，泛称的“立宪派”，即由此次选举而生成。按张朋园著作的注释所统计：清亡之前，士绅阶级一直存在。当时中国上层及下层士绅总数，约为145万人。政府机构中诸种官职及头衔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闲置无职位者，多至130万人。因为咨议局与资政院的成立，传统功名之外，“议员”，新的政治之途，似乎为中国传统士绅开辟了新的政治空间。由士绅演化而来的这一政治集团，显然是中国政治的基础性力量，而且带有“地方性”特征。

观察政治之演变，若无政治集团之概念，从何谈起呢？
新的政治集团一旦形成，利益诉求，无可阻挡。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在立宪的倡导者张謇（此时为江苏咨议局议长）的策动之下，进行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并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请愿的结果，朝廷下诏，将立宪筹备期由9年缩短到6年……这一决议，未使立宪派满意，他们谋求第四次请愿。这次清廷极其严厉，将新来的东三省代表“解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还将天津的温世霖发配新疆。

体制内的进步，空间近无。《近代中国史纲》述论：“请愿不成，立宪派已无可再忍。高压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议相机反抗，遇有可以发难之事，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中国基础性的政治力量，已经背弃清朝。这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稍后，清廷宣布责任内阁人选，史称“皇族内阁”。当年为缓和民族矛盾的“立宪”选择，结果控制者的消失，反而激化了民族矛盾。清朝倾覆，无可逆转。辛亥革命后，取“共和”制度，“立宪”自然烟消云散，但这支政治力量却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