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精神：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被忽略的精神

显示全部楼层 · 2020-5-20 05:25

文章很长，还是希望有兴趣的童鞋能耐心看下去，虽然是色坛，风花雪月或是猎奇的东西更能吸引眼球，但营养还是要补充补充的。。。

刘夙

九十年前“五四”先贤发出了要给中国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位先生的呼吁，现在九十年过去了，这两位先生在中国的待遇还是不怎么样。德先生我就不说了，很多人误以为赛先生在中国已经是风风光光、招摇过市，事实恰恰相反，赛先生和德先生一样苦闷。这就好比《水浒传》里面的卢俊义，虽然排名天罡星第二，山寨打大旗的时候都是“河北玉麒麟”和“山东呼保义”并称，可是这纯粹是个虚号罢了，他在梁山上有什么实权？

　　依我看，从广义上来说，科学有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技术，是科学知识的应用，属于“下里巴人”级别。比如说，农村不识字的老太太也会操作电视机，也会在地里撒化肥喷农药，电视机、化肥、农药这些都是技术。中间的层次是知识，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科学，属于“阳阿薤露”级别。比如说，电视机工作的基本原理主要是物理学上的电磁学和光学知识，化肥、农药的研发要用到化学和生物学知识。最高的层次则是精神，属于“阳春白雪”级别，是推动科学工作者不断为科学知识大厦添砖加瓦的根本动力。比如说，经典电磁学理论是由19世纪的著名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最终完善的。麦克斯韦曾经说过，他很佩服法拉第（英国另一位在电磁学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物理学家），但是觉得法拉第的理论还有不足，最大的问题就是还没有用精确的数学公式描述出来。于是，在给法拉第的理论建立数学模型的伟念推动下，麦克斯韦运用他在数学和物理学两方面的深厚造诣，成功地建立起了麦克斯韦方程组，那简洁美妙的形式把同时代的物理学家都震惊了。在这里，麦克斯韦那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科学精神，无疑在他的研究工作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我把科学精神比喻为阳春白雪，的确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在现阶段的中国，能理解它、掌握它的人不多。但我要澄清一点：这并不是说一般人就不能理解、掌握科学精神，这其实是一个“不为”的问题，而不是“不能”的问题。其实科学精神说穿了是很简单的东西，一点也不神秘，比起那些繁复的微积分公式和有机化合物结构图来说好懂多了，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中国的现实的确是懂技术的人比懂科学知识的人多，懂科学知识的人又比有科学精神的人多。这个局面不改变，赛先生在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立住脚，他就只能像德先生那样一直苦闷下去——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也只能是一直苦闷下去了。

一、实证是最重要的科学精神

　　科普作家方舟子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怀疑、探索、理性、实证，我深表赞同。还拿上面举的麦克斯韦的例子来说，他很佩服法拉第，但并没有像儒家把孔子尊为圣人一样，把法拉第当成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永不犯错的大牛人，他能看出法拉第理论的疏漏和不足，这就说明麦克斯韦有怀疑精神。有人说过，怀疑才能进步，如果不去纠缠各种细节，单从大面上来看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很明显，光怀疑是没有用的。美国阿波罗登月后不久，在他们国家内部，就有一些闲得没事干的人开始嚷嚷说登月是造假；后来这种言论传到了中国，一下子迎合了某些盲目反美的阴谋论爱好者，于是他们也开始跟着嚷嚷说登月是造假了。这些人有没有怀疑精神呢？有。可是光会怀疑还不行，那是只破不立，谁不知道要破坏一个东西比建立一个东西容易得多？如果怀疑之后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举动，那么这种怀疑就太单薄、太寒碜了点。

　　这就要说到科学精神的第二个方面——探索了。简单来说，探索就是建设，就是把知识的触角向茫茫的未知世界中不断伸去的过程。麦克斯韦在对法拉第的理论提出怀疑之后，决心用一种更精密的形式去重建它、完善它，这就是建设，这就是探索。再比如说，欧洲在经历了近十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之后，可谓“天下苦宗教久矣”。18世纪的时候，英国出了个哲学大师休谟，明确地怀疑神的存在，算是走出了用科学精神批判宗教的第一步。可是休谟的最大局限就在于他光是破，却没有立。他用逻辑推理否认了神的存在，却还是解释不了生命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为啥人是地球上唯一有智慧的生物。这个“立”的艰难事业在1859年的时候才由达尔文和华莱士两个人用他们辛辛苦苦探索、思考得来的进化论奠定了基础。无怪现在英国有个著名的科普作家叫理查德·道金斯，在他写的一本叫《盲目的手表匠》的科普名著中就说，在达尔文之前，恐怕并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这其实就是说，光有怀疑没有探索是不行的，不仅说服不了别人，有时候也说服不了自己。

　　但是光会怀疑、探索还是不能说有了科学精神。大家可能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群叫做“民间科学家”（简称“民科”）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要么宣称自己获得了某某重大发现（比如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要么执意认定某个已经被公认的科学理论——比如相对论、量子力学、进化论——是错误的，而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正确的理论可以取而代之。这听上去很厉害是吧？一般人往往就是因为这种被科普作家郭正谊称之为“土专家打倒洋权威”的精神感染，特同情这帮人。可是一把这些民科们的“成果”拿到受过严谨科班训练的科学工作者面前，他们就露馅了。原来他们根本就没弄懂他们想要驳倒的那些科学理论的意思，完全是胡批一气；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些新“理论”，也都逻辑混乱、漏洞百出。据说国外有个数学家，对待民科们的来信特别好心，打印了一大堆格式相同的回信，上面写着：“尊敬的＿＿＿先生：您的证明在第＿＿行出现了错误。”每次回信时只要填入民科的姓名和出现第一个错误的行数就行了。但是其他学者往往就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不闻不问还是轻的，有的血气方刚的人，直接就出来骂了。这一骂不要紧，民科们马上起了“受迫害妄想”症状，觉得他们是哥白尼、布鲁诺，受到了学霸的打压，结果更是铁了心一条道要钻到底了——说实在话，这些人的确怪可怜的。

　　所以科学精神还要有第三个方面，就是理性。在我看来，理性就是逻辑，缺乏理性就是不讲逻辑。不讲逻辑有很多很多表现，有显著的，有隐蔽的。显著的如一会儿说A是B，一会儿又说A不是B（陈水扁就是这种人），这用常识很容易拆穿。比较麻烦是一些隐蔽的不讲逻辑。比如某些“自由派”对待言论自由就是双重标准，对自己的言论就要求无限自由，对别人的不符合自己兴趣的言论就百般封杀，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比较隐蔽的不讲逻辑。有个已经死了的叫李慎之的“自由派”就是这种人，先前说中国应该开放言论自由，后来又批评因特网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所以因特网不是个好东西。说实话，我看过李慎之的很多文章，实在没觉得这人有什么高明之处，我看有一句话评价他是最合适不过了：“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现在的问题自然就是：有了怀疑、探索、理性这三个方面是不是就够得上科学精神了？答案还是否定的。拿“逆向种族主义”来说吧，他们怀疑了吗？怀疑了。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精神全部打倒，这绝对应该给判个满分了。他们探索了吗？探索了。自由啊、人权啊、“动物福利”啊、基督教啊，这就是他们舶来的东西，应该承认，他们干得还是满不错的，基本上是把西方能搬来的东西都搬来了。他们理性吗？应该说，有一些人还是挺理性的，比如其中有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竭力宣称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彻底的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的终点，所以保护主义是不应该的，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多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必非得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和发达国家分庭抗礼。不管你看这些人顺眼不顺眼，你必须承认他们的这套说辞是逻辑自洽的，也就是说，没有内在矛盾。可是我们能说他们有科学精神吗？对不起，不能！

　　于是就要讲到科学精神的第四个方面——实证了。在科学哲学里面，实证是一个挺复杂的概念，但在这里不必讨论太高深的东西，我们姑且把实证理解为“实事求是”，差不多也够了。说得再明白点，一套理论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乎科学精神，不能光看它的逻辑，好像觉得没有内在矛盾就能过关了，还要看这套逻辑是不是合乎事实、合乎客观世界。比如我们为什么认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不科学的？就是因为这套逻辑不合乎现实：你说彻底的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的终点，这终点在哪儿呢？怎么连个影子都看不到？怎么这世界上多的是各种保护主义、贸易壁垒呢？你说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那好，我们现在是8亿件衬衣换一架空客飞机，这样中国就富裕了？中国人就满意了？不用说中国了，非洲很多国家当初不也是听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忽悠，也不生产什么工业产品，成天就是咖啡、可可、香蕉，算是把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了吧？那么请问这些非洲国家富了吗？现在不还是穷得叮当响？

　　当然，一国为什么不富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并不能让穷国变得富裕，这已经是被历史多次证明了的事实。所以邓小平提出要“实事求是”，实在是太正确了，完全符合科学精神。要知道，如果没有实证，光追求理性、追求逻辑自洽，那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个彼此之间分不出优劣的理论、模型，但在这么多的理论、模型里，能通过实证检验的理论、模型绝对是少数。就是因为不讲实证，现在中国的很多学术精英都沉迷在自己编造的逻辑自洽的童话里不能自拔，可笑的是，他们还自以为实证，以为自己那套才是真正的经世济用之学，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配得上“没有自知之明”这句评语的人了。

　　所以，在科学精神的四个方面里面，实证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正是实证，使科学精神区别于其他一切梦想、幻想、臆想、妄想，成为我们探知世界、追求幸福最可靠的武器。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了，我上面在论证科学精神时举的例子，一开始还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后来就扩展到了思想、经济、政治领域，这就说明，科学精神并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专利，它是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人类一切科学共通的财富，是无国界的。说句不客气的话：把握住了科学精神，就把握住了未来。

二、实证种种

　　考虑到实证在科学精神的四个方面中如此重要，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具体说明一下实证思路是怎样展开的，换句话说，科学家是怎么想问题的。

（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假设我桌上子空空如也，就摆了一本书，我问你：“我桌子上有什么？”我想你肯定回答：“只有一本书。”要是发挥“脑筋急转弯”思路，也许你还会说：“还有许多细小的微生物和灰尘。”这都是大家觉得合乎情理、可以接受的答案。要是有人认真地说：“还有一只猫在睡觉，只不过它是隐形的，你看不见也摸不到它。”那我们就不免要怀疑他是不是有点精神问题了。

　　这个例子其实就说明了实证的一个重要表现：符合科学精神的解释往往比较简明，能用比较少的几个东西彻底回答的问题就不再需要任何用复杂的、冗余的思路给出的答案。比如你说我桌子上还有一只隐形的猫，这在逻辑上当然没问题，可是这种回答有什么意义？这只猫我既然看不见也摸不到，我承认不承认它的存在都不会对现实有什么影响，那我为什么还要承认它的存在？如果我要承认它存在，那我是不是还要承认我桌子上还有隐形的狗、隐形的耗子呢？那我是不是还要承认它们在我的桌子上正在表演一场猫捉老鼠狗捉猫的游戏呢？那我是不是还要承认这时候突然又来了一个隐形的中年家庭主妇，她发出了听不见的尖叫，挥舞着隐形的扫帚，把隐形的猫、老鼠和狗都从我桌子上赶跑了呢？……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怀疑神的存在。你基督教不是说有上帝吗？把它叫出来露个面啊。哪怕只是露一秒钟面，那我也肯定会抛弃无神论的信仰，死心塌地地追随上帝、追随耶稣。如果你觉得我皈依不皈依不重要，那好，如果你能叫上帝露一秒钟面，我给你一百万总行了吧？问题是从古到今，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嘴里的上帝始终只是个虚幻的存在，这怎么能够服人呢？再说，别的宗教还说有别的神呢，这所有的神都没露过面，凭什么你就说你的神存在，别人的神不存在？

　　当然，面对这个诘难，基督徒也不是毫无招架之功。他们辩解说，上帝不会直接出面，只不过是通过间接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什么间接方式呢？比如说，人是世界上唯一的智慧生物，人的脑子就是神造的，大自然造不出来。再比如说，鸟有翅膀能飞行，鱼有鳍和鳃能游泳，沙漠里的骆驼有驼峰能储存养分忍饥挨饿，这些精密的适应性不可能突然冒出来，所以一定体现了上帝造物的智慧。我上面说了，在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进化论之前，无神论的确没法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有了进化论就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有多方面的、非常过硬的证据可以证明无论是人脑、鸟翅、鱼鳍还是驼峰都是一点一点进化来的，整个生命世界也都是从起初的无机物世界进化来的，尽管在具体的细节上还有未尽之处，但是进化的总框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坚不可摧了。这个时候，我用进化论就可以完美地解释生命的由来了，干吗还要你的什么劳什子上帝呀？

　　还用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揭破很多阴谋论式的谎言。比如有一个是王小东在《天命所归是大国》一书里面讲过的，1999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和中国大使馆，有人就说是为了炸垮欧元。后来美国打伊拉克，又有人说还是为了对付欧元。这个神话还可以再编下去：伊拉克后来的反美武装活动、美军的虐俘丑闻，也都是炸垮欧元计划的一部分，反正既然脑子里已经认定有这么个计划存在，那一切现实肯定都是为这个计划服务的。如果用实证来衡量，这个子虚乌有的“炸垮欧元计划”就和基督教的上帝、我桌子上隐形的猫一样，都是多余的东西。唯一合乎科学精神的做法当然是遵照中世纪英国哲学家奥卡姆的做法，“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用科学哲学上所谓的“奥卡姆剃刀”把这些瞎想出来的东西统统剃去。

（二）少来那么多的“不证自明”

　　学过数学的朋友都知道，数学里面有定义，有公理，有定理。就拿由古希腊人欧几里得创立的经典几何学吧，定义就是对某种事物的描述和命名，比如点、线、面、圆、直线、三角形这些都是定义。公理就是无法证明、必须认为它是对的东西，比如“过两点必可做一条直线”就是其中一条无法再证明的公理，“三角形内角之和为180度”（或其他等价说法）也是其中一条无法再证明的公理。用这些定义、公理和必要的逻辑，就可以推出一系列的新结论，其中重要的、在其他结论的证明过程中常常用到的就是定理。

　　欧几里得对公理的采纳是很谨慎的。那么宏大的一个经典几何学体系，弄到最后只有五条公理，光靠这五条公理就足以推出其他任何定理、推论了。比如说“正方形的内角之和是360度”，就没有资格再做为一条公理，因为要证明它太简单了：你在正方形里面画一条对角形，不就成两个三角形了吗？把这两个三角形的内角和加起来不就是正方形的内角和了吗？根据“三角形内角之和为180度”的公理，两个三角形的内角和加起来自然是360度，这不就证完了。

　　就算这样，数学家们还是不满意，他们总觉得“三角形内角之和为180度”也没有资格做一条公理，一直想用另外四条公理去证明它，但一直都没成功。直到19世纪，才有一个俄国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用一种很独特的思路证实了这条公理的确是不可证明的，这场持续两千多年的争论才总算尘埃落定。不过由此你也就可以看出，数学家对“不证自明”的东西是很反感的，除非有非常过硬的证据表明一个说法的的确确是再也不能用别的说法推出来了，他们才不得不接受这个说法是一条公理。

　　这种对“不证自明”的反感，也正是实证精神的一大体现。不光是数学，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大家也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用着这条原则。比如几千年前人们就通过经验知道喝牛奶对身体有好处，可是你不能说：“喝牛奶的好处是不证自明的。”这话要是让那些从小就喝牛奶的人听到，他们也许会微笑着点点头；可是如果你是在向从来不喝牛奶的人推销牛奶，这些人听了这样的话肯定会不屑一顾，你的推销也就做不成了。但是我们如果有了现代生物学的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牛奶中富含蛋白质和钙，这对人体来说是两种重要的营养物质，比如肌肉中就有很多蛋白质，而骨骼中有很多钙。所以喝牛奶对人有好处，可以让人肌肉发达、骨骼健壮。你得这么向顾客解释一番，才会有人愿意买你的牛奶。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推销员的思维在这一点上很像科学家，他们绝对不会说他们所推销的商品的好处“不证自明”，绝对要变着法儿竭力说明这商品为什么好，当然他们的那些理由对不对是另一回事。

　　我们再来看“自由派”们奉为经典的《美国独立宣言》。宣言前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然后就吧啦吧啦，一口气罗列了一堆人权，什么“人人生而平等”，什么“生命权、自由权”，什么“追求幸福的权利”。两百多年前，这句不容分说、斩钉截铁的话的确激励了无数想要脱离英国统治、自立门户的家伙拿起武器反抗，美国也的确在这种“不证自明”的口号中立国了，虽然立国之后的美国根本就没有做到什么“人人生而平等”，除非你说黑人和印第安人不是人。

　　当然，我这么说并非是否认这些人权，只不过我认为这些人权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可以证明的。上个世纪美国就有一位叫马斯洛的心理学家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生理需求最低，向上依次是安全、社会、尊重需求，最高是自我实现的需求。所以什么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无非是个人的需求在一个政治体制中的体现。今天的进化心理学更是从神经科学、甚至从基因的层面解释了个人需求的由来，这样一来，人权就更不是什么“不证自明”的东西了。说白了，我们之所以也认为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这些权利是正当的，是因为我们在考察了它们的由来之后，证明了它们的确是正当的，绝对不是因为先在脑子里不由分说地认定它们“不证自明”，所以它们就永远正当、绝对正当了。

　　同样，我们还认为虽然集体利益最终要体现为个人利益，但个人离不开集体，所以个人在集体中除了有权利还得有义务。这也不是“不证自明”的，也都是有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的证据的。所以像“自由派”鼓吹的什么“社会契约论”（个人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才和别人订立契约，组成社会），在今天看来就纯属胡扯。所以，当“自由派”向我们兜售建立在“社会契约论”之上的各种“衍生品”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像面对推销员那样，问他们一句：“你这套东西的依据是什么？”可笑又可悲的是，大部分“自由派”根本不懂得怎么做推销员，光会嚷嚷一句“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不证自明的”，以为这样就能把人吓到了。当然，还真有人被吓到了，但是对相信实证精神的我们来说，这一套已经完全不管用了。

（三）是现在重要还是未来重要？

　　对未来的幻想是古人和今人都特别爱干的事。西方古代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古代也有儒家的“大同社会”，自从英国那位不幸死于非命的托马斯·莫尔在16世纪写了本《乌托邦》之后，这一类对未来持积极态度的政治幻想总算有了个总名。当然，后来又出了一类对未来持消极态度的政治幻想，人们也给它们起了个总名叫“反乌托邦”，代表作就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在所有的乌托邦式幻想中，和我们中国人关系最密切的当然还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幻想曾经激励了好几代中国人，包括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校内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演讲比赛，还准备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赞美共产主义的演讲稿。但是现在有了科学精神，我不得不指出，至少按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来理解的“共产主义”肯定是乌托邦，因为它不可避免要想象、勾画一副远未来的全景，而所有这些对远未来全景的想象、勾画都是不能实证的——是啊，我们又没有时间机器，没法到未来看一下再回来，怎么能确信这些场景一定能实现？

　　和政治乌托邦类似的是科技乌托邦。老有人（常常是对科技一知半解的人）对科技的发展抱有超强的信心，觉得现在的一切限制发展的问题将来都可以解决。比如有人自信满满地认为人类一定可以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有的人更进一步把这新能源坐实是核聚变技术。还有人对人口过多的问题不以为然，觉得地球空间不够还可以移民月球、火星。这些人在这么幻想的时候根本就不管可控核聚变技术至今还远未成熟，根本说不好什么时候能实现；至于移民火星就更别提了，现在连载人飞船登陆火星也才刚刚八字有了一撇呢。

　　事实就是这么令人沮丧：一切对远未来全景的想象，无论所用的依据再怎么坚实，推理再怎么小心，都是违反实证精神的。这有两个理由：第一，这个世界的运动是十分复杂的，影响因素是十分众多的。以前19世纪的时候法国有个叫拉普拉斯的大科学家，还设想如果能把自然规律全部破译了，再把宇宙的初始状态找出来，就可以用严密的数学公式推导出宇宙任何一个时刻的状态，那样的话，我们人人就都成了观音、如来，能同时对过去现在未来都了如指掌了。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了“混沌现象”之后才发现，拉普拉斯太乐观了，他幻想的那种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出现，人类根本就不可能精确算出宇宙在某个时刻的确定状态，顶多能算出某个状态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即便如此，只要涉及的体系一大，时间一长，算出来的这种概率的准确性还是会越来越低，到最后压根就算不了了，也就是说，未来变得完全不可预测了。现在有一个大众很熟悉的词叫“蝴蝶效应”，说的就是这回事：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后来竟然引起了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飓风，这在像大气这样的复杂系统中是很有可能的事，可是有谁能事先料到这个情况呢？

　　第二，谁也没到过未来，所以谁也说不好未来会发生什么奇事、怪事。比如说，我们今天还在为中国的复兴千思万想，明天突然来了一颗小行星砸中了北京，那得了，我们先管自己活命吧，还考虑什么中国的复兴呀？再比如说，离地球30光年内的某颗恒星（比如说天狼星）突然发生了超新星爆发，那样更惨，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都会被毁灭，别说中国的复兴了，地球的复兴都没戏了。当然，根据天文学知识，这些都是极小概率事件，所以我们没必要杞人忧天，那如果是地球突然发生严重气候波动呢？一次小的冰河时代突然降临呢？这在地质史上已经有先例了，就发生在1万多年前，叫做“仙女木事件”，而且要命的是，地质学家们至今不知道这种气候波动的确切成因，也很难说清楚它下次再发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这就告诉我们，从实证精神出发，对远未来全景的想象是多余的、没什么实际价值的（当然，对某些特殊领域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比如我们可以准确推算出未来一千年中任何一次日食或月食的发生时间、可观测地点，假如太阳系没被毁灭的话）。除非你是把这种想象当成一种激励、一种心灵上的鞭策，否则它就完全没有意义。

　　当然，我不是完全否认未来不可预测。我上面一直说的是“远未来”，就是指不可预测的未来，一般是50－100年以后。50年之内（“近未来”）的事件多多少少还是可以预测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应该更多地着眼于近未来，因为它和现在很近，就在眼前。所以让我们秉持实证精神，多关心关心现在和近未来吧，少扯些几百几千年之后没边的事情了。

（四）聪明人应该懂点概率

　　我上面已经多次提到了概率。从某种意义上讲，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一大不同，就是前者喜欢像拉普拉斯那样搞决定论，而后者意识到混沌、概率同样也是自然界的客观属性。换句话说，和概率有关的知识是20世纪的科学研究新留给我们的遗产，今天的聪明人如果不懂概率，那就不配称为一个聪明人，或者说得委婉点，顶多也就和19世纪的聪明人一个水平罢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买彩票是一个标准的概率问题。只要学一点最基础的概率统计就知道，如果在开彩票的时候没有任何猫腻，上一次的开票结果不会对下一次的开票结果有任何影响，上一次开出来的号是9绝不意味着下一次再开出来9的概率会变小。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知识，很多人都不知道，都去相信什么“彩评”，什么“上次开了9下次就不太可能是9了”，什么狗屁预测图预测诗的，甚至你给他讲明白了他还是不信，这就很可悲了。

　　下面我要举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如何检验药效。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生病本身就是一个原因十分复杂的事情。有的病由病原体引起，比如细菌引起拉肚子，病毒引起流感；有的病由缺乏某种营养物质引起，比如缺维生素C会得坏血病，婴儿缺蛋白质会患上“大头症”（阜阳那些用“毒奶粉”喂出来的“大头娃娃”的病就是这么来的）；有的病则是过多地摄入了某种物质，不管这种物质是毒物还是营养物质，比如矿工患上尘肺就是因为往肺里吸入了太多的粉尘，去年的“结石宝宝”就是因为喝的奶粉含有太多的三聚氰胺，高热量的食物吃太多会导致肥胖症、并进而导致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等一系列并发症，甚至喝水喝太多了都可能会发生“水中毒”……还有很多病是遗传病，比如唐氏综合征（先天性愚形）、高度近视、血友病等等。这说的还都是些简单的病。一些复杂的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白癜风、癌症），至今还分析不出确切的原因。或者至少对某些具体的病例来说还分析不出确切的原因。

　　生病之后往往就要用药，用药就更是个复杂的事了。如果是口服药，从吃到嘴里，到进入肠胃，到进入血液，到随着血液流遍全身，到在体内被降解或随着尿排出，每一步都十分复杂，涉及到很多生理机制，有的甚至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药有没有效果，涉及的原因更多。有时候你觉得服了药病情好点了，未必是药在起作用，说不定是心理作用。这不是瞎说，很多病（尤其是慢性病）受心理因素影响很大，比如乐观的癌症病人就比悲观的癌症病人平均活得更长。国内外很多实验也都表明，有的病你就是给病人吃用淀粉做成的安慰剂，也一样能改善病情（所谓“安慰剂效应”）。所以要确定一种药的药效是很不容易的，必须严格设计实验，排除一切干扰因素，而且绝对不能拿个别案例说事，必须用统计数字说话，因为对于人体这样的复杂系统，只有统计数字才能揭示出一个可靠的因果关系。

　　现代药效检验有所谓“黄金三原则”的说法，就是随机、对照、盲法。随机的意思是说检验的病人必须是随机抽取的，不能说我全抽老人，或全抽妇女，或全抽姓刘的，或全抽北京人，否则这些年龄、性别、家族、地域因素就可能对结果造成干扰。对照的意思是说必须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吃真药，一组吃安慰剂，这样一来，两组病人的其他条件都相同，只有吃的药不同，如果吃药那组的病情比吃安慰剂那组有明显好转，那么我们才能比较有信心地说这药可能有效。盲法的意思是说在实验过程中，直接给药的医生和病人都不能知道给的药是真药还是安慰剂，有时候连负责记录的人都必须被蒙在鼓里，显然，这是为了排除心理因素干扰，不然吃真药的那一组的疗效就分不清是安慰剂效应还是真的药效了。最后，为了避免实验者集体造假，对于一些重要的药物，往往还要求几个研究机构一起做实验，互相监督；如果再加上这个“多中心”原则，那就成了“黄金四原则”了。

　　一个药只有在通过了黄金三原则的检验之后，才能明确地说有药效。如果通不过，那么也许是样本数太少，可以再做一次更大规模的检验。如果怎么检验也不行，那这个药就是没效，只能放弃了。就算是有效果的药，如果有严重毒副作用，那也不应该批准上市。所以要发明一种新药是很困难的，往往一开始有几千种药一同开始检验，到最后只有寥寥几种走过了上市的独木桥。

　　但是这一套在中国显然没几个人在乎。中国现在有好多中药，压根就没做过严格的黄金三原则检验，往往只是找十几二十个病人，也不对照，也不盲法，稀里糊涂地吃上一下，嗯，病情貌似好转了，就得出结论说这药通过检验了。有的中药更绝，连在人身上都没试过，光是在小白鼠身上试了一下，就敢说有效，就敢上市了。好多中药上市的时候都不知道有什么毒副作用，非得出了事之后再急燎燎地撤下柜台（像2004年的“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这样）。说难听点，吃这些不知道有什么后果的中药，其实就是在拿生命赌博。

　　所以相信科学精神的人免不了要对中药提出质疑，这是基于实证的怀疑，更准确地说，是基于概率知识的怀疑，和什么传统文化无关。也有些中药通过了黄金三原则的检验（比如麻黄止咳、青蒿治疟），那我们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可有些人就非要说，可是我亲眼见过谁谁谁得了什么什么病，吃西药没用，吃中药却好了啊，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你怎么和他说“个案不能说明问题”“有可能不是药效而是心理作用”，都不信，都不听。更有人大言不惭地说，中医和西医不一样，中药和西药不一样，同样是朱砂，在中医里面就无毒，在西医里面就有毒，你们反对中医反对中药就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背叛祖宗！照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中国的引力也和外国不一样呢？中国的月亮也要比外国的圆呢？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言论之落后，实在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太不相称了。

（五）历史规律说到底是人性之常

　　我已经说了实证精神的这么多应用，最后再说一下我们如何用实证精神对待历史。到底有没有历史规律？如果有，历史规律是否像自然规律那么可靠？这是从古希腊以来争了两千多年都还没有达成共识的问题。西方史学界的传统是认为有历史规律的，而且人类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比如大名鼎鼎的康德，还有和康德同时代、名气没他大的赫德尔，都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无论是康德还是赫德尔都没说明白为什么人类社会就一定会进步，在他们眼里，这又是个“不证自明”的东西。无怪这两个人对历史的态度虽然本质上一样，但是就因为具体细节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居然给掐起来了。不过这还算好的，两个知识分子互掐，只要不决斗，一般出不了人命。可怕的是有时候两大拨人因为各信奉自己的“不证自明”而狠狠地掐了起来，那往往就是血流漂杵、万里腥膻。宗教战争就是这种情况。

　　到了20世纪，情况变了。有一拨哲学家起来批评康德这些人拿着“不证自明”当宝贝的行为了。这批评的结果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分化。一些人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压根就没有什么规律；有的人甚至怀疑历史能不能被客观地记录，他们宣称一切史料都是被删减、被篡改的，这样一来，历史研究就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了。当然也有一些人还坚持认为历史有规律，有的人甚至仍然甘心当康德、黑格尔的徒子徒孙，比如那位因为夸了几句中华文化就在中国一度被炒得很热的汤因比。

　　那么今天的实证主义者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历史还是有规律的，但是那些宏大的、动不动就整个文明如何如何的规律不太可靠，而且越宏大越不可靠，理由还是我前面讲过的，拿几个个案说话是不行的，因为样本数太少，体现不出统计规律。但是一些从细微之处体现的规律还是比较可靠的，类似的事情发生得越多，其中体现的规律就越可靠。

　　比如说族群问题。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的族群冲突，其中蕴含的规律早就昭然若揭了。原来人生来就是一种党同伐异的动物，因为个人只能在集体中才能生存，所以要党同；又因为集体和集体之间常常会为了有限的资源大打出手，为了维护自己的集体，从而维护自己的生存，所以要伐异。要命的是，一个人能党同的人的数目是有限的，英国有个叫罗宾·邓巴的人类学家在1992年发现，一个人类个体平均只能和150个左右的其他个体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人类大脑中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新皮层“容量”有限。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一个党同伐异的最小单位至多也只能有150个左右的人，只要超过这个数，就算没有资源的限制，一群人也一定会分成两群人，然后找到某种特征区分彼此，然后利用这个特征相互歧视，然后再在资源紧缺的时候相互伐异，制造族群冲突。现在地球上已经有60多亿人了，没有族群冲突才怪呢。

　　根据这些基本的心理学规律和必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很容易就能推导出自从有了主权国家以来的族群冲突规律：最大的族群冲突肯定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因为国界是割裂人类群体最深的界限。但是也不是每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都一样严重，有一些国家会因为同质性更多一些，相对比较团结，于是就组成了一个小集团；同样，另一些国家会因为另一种同质性而组成另一个小集团，这小集团和小集团之间的冲突便是最大的族群冲突。至于这划分小集团的同质性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冷战”时代就是意识形态；在今天这个后“冷战”时代，已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说是文明；王小东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应该是经济发展水平。不管怎样，只要国界还存在，只要国际政治还遵循丛林法则，国家抱团争斗的这个规律很可能就会一直有效，至少在近未来应该是如此。

　　再比如说社会道德。无数的事实都表明，对大部分人来说，“仓廪实”才能“知礼节”，这其实也就是我上面引用过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说的，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自古以来一直有两种不同的道德观，一种认为人应该追求物质利益，挣大钱住大房子开名车没什么不好的（如果这追求能合理合法就更好了），这就是所谓“功利主义”，一种认为人应该追求美德的完善，生活困窘得不行了也不能违背美德，因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就是所谓“义务论”。儒家、基督教都是持义务论观点的。显然，用实证精神一衡量就能知道，功利主义才更符合事实，所以在历史上一直大行其道，而义务论只是种理想罢了。无怪儒家再怎么号召“克己复礼”，历朝历代的达官显贵们还是花天酒地、三妻四妾，不逼到农民造反不罢休；基督教再怎么号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欧洲那些国家还是免不了成为殖民主义者，杀遍全球，抢遍全球。可见义务论道德观也就是嘴上说说罢了，这些统治者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遵循的还是功利主义（当然是非常落后、残暴的一种），一般的老百姓那自然更是如此了。

　　我上面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支撑的比较可靠的例子。随着这些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肯定还会有更多类似的可靠规律。不难看出，这些规律都是和人性有关的，所以说白了，历史规律其实就是人性之常，就是人性里面不变的那些方面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人性中会有不变的方面？原来这些方面是由包括大脑在内的神经系统决定的，神经系统又是由基因决定的。至少在最近1万年来，人的生物学进化（也就是基因进化）已经近乎停滞了，这也就是说，人的神经系统进化也近乎停滞了，所以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凡是由神经系统决定的那部分人性都是一个样。我们社会里面得到进化的，不过是文化和受文化影响的另一部分人性而已。这就是今天的实证主义者的历史观。

三、我们应该把科学精神弘扬到什么程度？

　　我上面花了这么多篇幅介绍科学精神，特别是实证精神，可能还是会有人觉得难以掌握、难以信服。这也难怪，还是心理学家们发现，科学精神本身就是和人性中的某些方面相悖的。比如我上面说的党同伐异就是这样，一群人真要被热血冲昏了头脑，那哪管什么利益、什么逻辑、什么一二三四的，就是冲啊杀啊，甚至能疯狂到敌我不分的程度。再比如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高于精神上的追求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候对近在眼前的利益忍让一下，挣上一点名望、一点道德资本，反而可以赚到更大的利益。比如一个不受“嗟来之食”的人只要不饿死，那只要他的事迹传出去，他就一定可以在一个重视道德的社会中活得更好。可惜，在生活中能处处理性的人压根就没有，就是我自己有时候也难免意气用事——这也很正常，我今年才27岁嘛，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说实在的，科学精神并不是人和动物的区分标志。动物实验表明，即便是丽鱼（一种常常能在鱼市上买到的热带观赏鱼类）这种低级脊椎动物，也有一定的推理能力。比如有一个实验思路是这样的（我在这里做了一点简化）：先选出三条雄鱼来，标上号A, B, C，然后把A和B放到一块，于是这两条雄鱼就为了地盘争斗起来，最后会有一条失败（不妨假设是B），灰溜溜地游走。这样我们就知道，A的实力大于B。然后再把B和C放到一块打架，如果这回失败的是C，这样我们就知道B的实力大于C，接着我们理所当然就能推出A的实力肯定也大于C。现在假设有第四条雄鱼D，让它做为“旁观者”观看A和B、B和C这两场争斗，然后把它放到A和C的地盘附近，它会怎么表现呢？实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它总是在C附近游动，说明它也从A>B, B>C这两个眼见的事实中推出了它没亲眼见到的A>C，所以会在A和C之间选择C当软柿子捏。

　　但是人类的骄傲之处就在于，他能把科学精神弘扬到一定的程度，结果让自己的文化飞速进化，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直至成为地球的主宰。而且正因为科学精神可以加快文化的进化、加快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历史上真正的大国往往是和周边的国家相比科学精神弘扬程度最高的国家。比如“日不落帝国”英国之所以能崛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内政、外交一向有很强的实用主义传统，不喜欢弄上一大套“不证自明”的东西自缚手脚。美国一开始也是这样，内政外交都很实用主义，所以后来就取代了英国成了世界的霸主。但是从“冷战”时代开始，美国人的价值观就开始僵化了，开始自缚手脚了，结果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重振，社会开始变保守，发展到小布什上台的时候，在外面也开始胡打仗了，在国内也开始打压新生物技术的研发了（比如小布什就禁止了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因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受精卵已经是个新生命，胚胎就更是新生命，所以用胚胎做实验材料就是杀人）。本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生物技术最强大的国家，小布什这一闹，气得好些科学家都离开美国，到相对比较宽容的欧洲（比如英国）去研究，综观近百年来的历史，除了纳粹驱赶犹太科学家、苏联和中国“文革”前后迫害“资本主义科学家”外，再没有比美国这种对科学界的自我阉割更愚蠢的了。幸亏奥巴马上台，对外对内都务实了，美国才算喘回一口气（需要提一句的是，美国人能在这时候抛弃共和党拥戴民主党，这正是民主制度的好处）。

　　所以，就算在现实中不可能人人掌握科学精神，但是能掌握科学精神的人应该在总人口中占一定比例，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中国崛起。上世纪90年代，美国有人做了大型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当中有科学精神的人只占5%，著名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为此痛心疾首，专门写了本《魔鬼出没的世界》大声为科学呐喊，提醒美国人要注意提高科学素质。看到这里，也许你要嘲笑美国人没文化了——且慢，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中国人当中有科学精神的人连2%都不到！按我的想法，中国要想在实力上赶上美国，有科学精神的人所占比例不说超过美国，起码也要和美国持平吧？别看就3个百分点，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就是提1个百分点都不容易！

　　套句老话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新一代中国人努力吧。至于具体如何努力，除了大家都能想到的要加强科学教育之类的办法，我倒是还有两条想格外说明一下的建议，现在列在下面：

（一）自然科学家要尊重社会科学家

　　本来，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关系还挺不错的，因为大家的思路都差不多，而且研究领域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抢谁的饭碗，那当然没必要相互敌视。可是后来，自然科学那种以科学精神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已经和社会科学很不一样了，前者的研究也开始侵占后者的固有领域了，两个阵营的关系就渐渐恶化了。这种恶化到19世纪就很明显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更是有一个叫斯诺的英国人写了本书叫《两种文化》，把科学和人文（广义的人文把社会科学也包括在内）的对立明明白白地摆上了台面。到今天，两种文化的对立还远未消弭，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

　　不过这一百多年来，两种文化的势力对比却不是一直一样的。一开始是社会科学家瞧不起自然科学家，比如就在斯诺写那本书之前不久，一个被“自由派”奉为大师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就写了本《科学的反革命》，对自然科学极尽贬低之能事。可惜，哈耶克活得太长了，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不幸看到了自然科学阵营后来居上，反过来把社会科学折腾得够呛。比如1996年发生了一场著名的“索卡尔事件”，一位物理学家索卡尔给一本“后现代”哲学刊物投了一篇文辞混乱、漏洞百出的文章，结果居然被登了出来，人文界一下尴尬得不行，而科学界可真是长出了一口恶气。

　　公允地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对人类知识的增长做出了贡献。现在有一种趋势，就是这两类科学的研究已经逐渐交叉在一起，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了，比如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就和原本属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人类学打得火热，我上面已经举了很多双方携手并进的例子。至于这两类科学的知识最终是不是能统一在一起，我觉得这属于远未来的事情，现在就给出明确的答案没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我们踏踏实实地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学科之间的交叉就行了。

　　不过不可否认，在这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婚姻中，现在前者更强势一些。前者更像一位男性，而后者更像一位女性。就像男性应该尊重女性一样，我觉得自然科学家也应该尊重一下社会科学家。尽管我自己是理科出身，但我不得不说，有些自然科学家在面对人文界的时候实在太傲慢了，傲慢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也是理科生了。

　　比如说，有个获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叫费曼，在晚年写了本自传叫《别闹了，费曼先生》。起先我光知道这本书受到了理科生的热捧，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直到亲自看了之后才发现近乎垃圾。这个费曼在物理学上的成就自然没得说，但是他对人文的理解实在太浅薄了。一个对人文理解得这么浅薄的家伙，写的一本全是自吹自擂的书，居然能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我实实在在地指出了这一点，还有崇拜费曼的理科生和我急，则现在的理科生面对文科有多傲慢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想说，有理不在声高，对文科有什么意见，客客气气地指出来就行了，没必要弄得自己好像口含天宪、真理在握似的，那样不是大气，是猥琐。

　　再比如说，还有个叫爱德华·威尔逊的生物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一口气写了三本书，统称为“社会生物学三部曲”。威尔逊的生物学研究搞得确实也不错，可他和费曼一样，都不尊重社会科学。比如我上面说过，根据实证精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不能合二为一，现在还不能确定。可是这个威尔逊就敢言之凿凿地说，一定可以合二为一，而且一定是以自然科学为主导，你说这能不得罪人吗？威尔逊的那个三部曲出版之后，马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争议，这当然部分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本身（说人类行为多少受遗传影响，这对结束二战还不到30年、人们对纳粹的“优生学”和大屠杀心有余悸的西方社会的震憾可想而知），但部分也是因为威尔逊太出言不逊了。还有人把威尔逊引起的争议和达尔文相提并论，可人家达尔文的理论几乎都有根据，你威尔逊的理论有那么坚实吗？

　　其实很多时候，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侵占，并不是完完全全开辟出什么新理论，通常只不过是给一种已有的社会科学观点找到了更坚实的支撑。比如功利主义和义务论之辩，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杨朱和孟子争的就是这个），功利主义的完整理论，19世纪也都有了。现在的生物学研究只不过是表明功利主义更合乎事实而已。所以一个自然科学家如果真的有心把自己的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首先就应该尊重学术传统，运用对方的术语，引证对方的经典，别牛气冲天地一来就想创造新术语、开辟新天地。当年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还知道要学说汉语、换上中式服装呢。

（二）搬开阻碍科学精神传播的巨石

　　中国文化有一个先天优势：总的来说还是不重视那些“不证自明”的玩意，比较实用主义，比较功利主义。王小东说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框架，从软实力上来说，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正是一个很好的框架。所以其实中国人应该比西方人更容易接受科学精神。现在赛先生在中国之所以如此苦闷，我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们的制度还不够好，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太多，结果让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早该清除干净的落后文化迟迟不能被清除干净。

　　就拿中医来说吧，从清朝末年传教士大批入华行医开始，凡是能接触到传教士的中国人就已经多半信西医不信中医了，1911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中医束手无策，西医却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更是让中医很没面子。民国很多社会精英都不信中医，著名的如鲁迅、孙中山、胡适、陈独秀、严复、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丁文江、巴金等，都有他们亲口说过的话、亲笔写下的文章为证。当时有个叫余云岫的医生向民国政府提出废除中医，民国政府很快就批准了，结果引发全国中医集体抗议，民国政府本着息事宁人的实用主义态度只好撤销这一成命。本来如果没有任何外来干预，中医的衰败几乎是必然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非要力挺中医，甚至还把中医药做成了产业，结果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纳税人的钱白白花在了许多完全不符合药效检验“黄金三原则”的所谓“临床实验”和其他一些更莫名其妙的研究上。其实卫生部的官员都清楚中医是扶不起的刘阿斗，卫生部严格限制中医专业毕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导致很多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白白耽误青春年华，就是再明白不过的证据。可是这些政府官员出于部门利益、出于官僚主义作风，就是不愿意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不愿意给中国那么多学中医的学生好好解决一下出路问题。

　　还有所谓的“地震预报”也是这样。业界主流观点不是认为地震压根不能预报，就是认为在可预计的未来还无法预报，可是就因为周总理在上世纪60年代说了句要搞地震预报，中国到现在还用纳税人的钱养着一大批民科式的“地震预报专家”。有人说中医、地震预报、“人口控制论”是中国三大官办伪科学，虽然用词严厉、偏激了点，但基本意思还是对的。

　　二是把学术当成艺术的学术精英太多。只要对西方艺术史有所了解的人就都知道，西方美术在文艺复兴时期很重视写实，有的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对自然和人物的再现简直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到了19世纪，写实主义已经搞不出什么玩意了，就开始有了什么“印象派”，到20世纪，印象派也过时，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现代艺术都出来了，有人画上一堆方块也是一副画，有人拎着颜料桶在画布上胡泼也是一副画，而且还能卖出高价。西方音乐也一样，18世纪是古典主义；19世纪出现了浪漫主义和民族乐派；到了20世纪，一切能创造出比较悦耳的音乐的技巧都过时了，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现代音乐、实验音乐也都出来了，最牛的就是一首叫《4分33秒》的“钢琴曲”，一个人在钢琴前默默坐上4分33秒然后离开，这就是一首“音乐”！当然，艺术的目的在于审美，这些现代派艺术再奇怪，总归还是不离审美的题中之义。可是学术则不然，其内在目的应该是通过科学精神追求真理，而且事实表明，只要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真理，无论直接间接，总会对人类生存有好处。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起大国来说，这种求真的活动就更显得重要了。可是我们有些学术精英追求的却不是真，而是新，只要能道前人所未道，只要能语不惊人死不休，什么奇谈怪论、歪理邪说都能搞得出来。当多数人都以为学术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学术就太堕落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比较讲究个人社会责任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传统我们应该弘扬，对学术精英，就应该仔细审查他们是不是履行了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如果不干实事的学术精英能和官僚主义一起都少一点，那么赛先生会高兴，德先生也会高兴，中国更会高兴。

》》》玉璞集匿名用户:
楼主分享的内容不错，但是我有不同观点。在学术界讨论完全可以，但我总觉有点过分强调就矫情。其实问题的根源不是该提倡什么精神，而是随着社会分工细化，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们培养了太多工匠，缺忽视了对探索、对未知、对科学的追逐心，熟练工是无法做到开创新的价值的。因此更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对心态、对态度、对思路的提倡，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方法。用中国古语，我们需要的是道，不是术

》》》玉璞集匿名用户:
“科学精神”的说法好像不从事科研的人就缺了一块似的，照此逻辑艺术气质跟人文情怀该怎么办呢